讲座｜王笛：传说、故事与历史中的袍哥

近日，王笛教授在成都寻麓书馆与读者分享了“袍哥的世界”这个主题。自2018年10月《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出版以来，“袍哥”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引起的讨论也很多。这次讲座，王笛教授讲了袍哥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以及怎样从传说和故事中去发现历史。以下内容根据讲座整理，经授权发布。

讲座现场（图片提供：寻麓书馆）

今天讲袍哥，有的人手里已经有拿着《袍哥》这本书了。今天讲的内容有的来自于这本书，有的是我在袍哥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也有一些是书出版后针对读者的一些反应的说明。因为袍哥的世界已经过去了，袍哥作为一种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再来了解袍哥，有很多问题还很难解决。

先讲资料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袍哥，有关他们的信息，实际上好多是包括了传说。所谓传说，就是没有办法用历史资料来论证到底在历史上存在过没有，因为传说可能是口头的，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或者说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其中有很多是臆想的成分。

那么怎样从这些故事和传说中去发现真正的历史？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作为一个对袍哥长期关注的学者，要经过仔细的分析，仔细的思考，最后来做出回答。但是在这里我也得承认，其实历史一旦成为了过去，就过去了，当我们今天要想重建这个历史，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无所不能，可以根据过去的记载或者实际考察，完完整整或百分之百地去找回已经消失的历史。所以有言在先，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这样说，我今天所讲的或者是这本书中所写的，无非是我几十年搜集的资料中所得到的结论。

为什么说几十年呢？因为从1980年代起，我就关注袍哥问题了，持续搜集资料。为什么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书？因为它非常困难，在早期我自己也困惑，到底什么是传说，什么是故事，什么是历史。终于完成了这本书，但我从来也不敢宣称这就是袍哥百分之百准确的历史。

这里我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说，实际上现在我们认识袍哥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解决，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掘，还有待于新的方法的使用，然后我们所写的关于袍哥的历史才越来越接近袍哥历史的本身。但是我仍然要说，哪怕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哪怕是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但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1950年袍哥就完全消失了，七十年的时间，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是历史本身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我手里面袍哥的资料，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的资料听起来很多，但我们知道袍哥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人的参与，参与了那么多的政治活动，在地方上那么活跃。所谓几百万字的资料，相对于历史本身，仍然是不够的。我所做的研究，无非就是根据现成的、有限的资料，来进行我的解读。

《袍哥》这本书出来以后，由于出版社宣传得比较到位，真的是火了一阵。其实我写《袍哥》的初衷是给学者看的，尽管我尽量写得有面向大众的趋向，但中间实际上还是涉及关于专业的一些思考和讨论。但媒体在宣传的时候，片面地把袍哥作为一个消失的江湖，而非历史，读者好像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像读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在目前这本书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更多是满足了学术界对它的期望，但是不是受到大众的认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们在翻开这本书之前一定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如果你说是读一本历史书，看袍哥是什么样子，这样可以；但如果你要抱着读一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阅读小说的态度来看，肯定会失望的。这个是前言。

下面讲故事。

这个故事在《袍哥》这本书里没有写。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在1917年，有一个老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给《东方杂志》。

1925年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清末创办的，一直到1948年，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政论性杂志，信息量很大，发行量也很大。这封信讲了他个人的经历，后来《东方杂志》就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了，信中（他）没有披露自己的国籍，也没讲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自号“浪迹天涯客”，说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在四川。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以后四川的局势非常不稳，各个地方军阀、督军互相争斗。这个老外想到局势不稳，各方面军事力量的较量，卖军火就是最好赚钱的路子。所以他在四川就卖军火，而且他的四川话说得很好，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可以说他算是一个“四川通”。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当了很短暂时间的大总统，之后他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孙中山说我把位子让给你，你逼清帝退位，就让你当大总统。所以袁世凯就任了大总统。但是到1915年年末，他宣布复辟帝制，这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护国战争。从云南到四川，新一轮的混战爆发，四川实际上是护国战争的一个主要战场。仗一打起来了，在四川的外国人就纷纷逃跑，但是“浪迹天涯客”却认为是机会来了，因为越混乱他的军火生意越好。他说他到了川东，从重庆顺流而下。不过他没有提到底到了哪一个城市，但他提到了熊克武占领的城市，查资料的话，那就是重庆。他不外乎就是从重庆往下顺着长江往下走，就是那些沿长江城市涪陵、丰都、万县、云阳、奉节等地。他说他到了一个城市，由于他要做生意，需要当地袍哥的庇护，所以他开始和袍哥来往。渐渐的和当地的袍哥就熟了，有一天他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参加袍哥，行不行？”当时他自己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袍哥是秘密组织，不可能接受一个黄头发、高鼻子、白皮肤的洋人，这是他自己的描述，但他感到吃惊的是，袍哥说我们商量一下，并没有一口拒绝。后来袍哥通知他：我们公口商量同意让你加入袍哥。公口又叫“码头”，就是袍哥组织的总部。就是这样，这个洋人加入了袍哥，当然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袍哥后来通知他参加入会仪式，对此他有特别详细的描述：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被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西门，这个洋人描述的细节非常有意思：他进了大厅，看到袍哥的成员成四方型站着，然后二管事朝四方的人以手势行礼，他说管事的手呈“拉弓状”，这些细节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他说这些袍哥左手按胸口，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朝上还礼。每个参加袍哥的人，要从最底层干起，而且必须要有两个介绍人。

通过这个仪式，（他）就加入了袍哥。因为是洋人，他不能参与袍哥的决策，不能干预袍哥的任何事情，只能作为一个荣誉成员。作为交换，这个洋人的提升不用像一般的袍哥成员一样，从最底层往上干起，上升要根据做的贡献，在袍哥当中的业绩，荣誉成员可以越级提拔，结果他一步一步往上升，最后竟然升到大爷的位置。

袍哥公口的等级是按仁义礼智信排辈的，他所属的袍哥组织属于“仁”字辈的，如果遇到其他袍哥的公口的大爷，比如对方是“义”字辈的就要向他行礼。虽然他只是荣誉袍哥，并没有实际权力，但他描述说他可以到处游走，如果他要到其他地方去，下乡或到其他城市，可以先由他的管事发一个“名刺”过去——“名刺”可以叫介绍信或者名片。“名刺”发过去，那边就会回礼，他就可以到处游走，而且得到非常好的接待。

这个洋袍哥还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小乡镇，非常小，他觉得这么小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公口。结果，他说刚刚还没有坐定，就突然闯进来一个人，马上跪下，说：“救人一命！”他问什么事情？这个人匆匆忙忙把他带到一个茶馆，茶馆外面站的是荷枪实弹的袍哥。他进茶馆以后，发现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袍哥，而当地公口的舵把子坐在前面。由于这个洋袍哥是“仁”字辈，比当地公口的舵把子辈分高，舵把子给他行尊礼，安排他到前面坐下，才开始审判。

这时押进来一个袍哥，赤裸上身，腿已经被刀刺得鲜血淋淋。据洋袍哥的观察，这个袍哥受的伤应该不致命，但看起来有点吓人，只站了一会儿地下就流了一摊血。问这个袍哥犯了什么事情？当地的袍哥大爷说这是他们公口的管事。管事一般是三爷，三爷的实权其实是最大的。龙头即大爷，又叫舵把子，二爷是军师，三爷才是坐镇公口或码头指挥一切的，掌握调兵的权力，财政的权力。所以当地的大爷对这个三爷是非常重视的，但这个公口的对手出高价要买这个大爷的人头，而这个三爷经不起高额金钱的引诱，就寻机刺杀大爷。按照袍哥的规矩，对这种背叛行为必须严逞。

审判结束，大爷拔枪出来，要一枪击毙三爷，洋袍哥力劝，求他放三爷一马。洋袍哥的地位比较高，结果大爷决定给洋袍哥一个面子，最后是决定把三爷驱逐出川省，永远不准回来。这算是比较仁慈了。

关于这些细节，在这封信当中描述得非常真实，所以说这个可以算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而不能说它是传说。这是洋袍哥的亲身经历，他没有必要像写小说一样写一封信，他也不想表露身份，泄漏信息，用了笔名“浪迹天涯客”。这种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袍哥非常好的记载。

好吧，下面我来讲一讲传说。

说到袍哥，就不能不提到哥老会，其实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会，袍哥出了川就称为哥老会，不过在云南、贵州也有很多地方称袍哥。实际上，袍哥散布在长江沿线的七个省，有着广泛的基础。

哥老会的起源大家都说不清楚，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金庸的《鹿鼎记》里面，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按照《鹿鼎记》的说法，陈近南是天地会的创始人，最后是被郑克塽杀死的。陈近南给韦小宝说自己的真名其实叫“陈永华”，而“陈永华”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陈永华，福建人，父亲是进士，清军1644年入关以后，他父亲自杀了。陈永华就参与了郑成功的抗清，成为郑成功非常得力的谋士，协助郑成功收复台湾，提议郑成功经营基地，在台湾发展教育，兴修水利，发展经济。1662年郑成功去世，去世之前把他的儿子郑经托付给陈永华，相当于是托孤，辅佐郑经。

金庸在《鹿鼎记》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冯锡范”。冯锡范当时是郑经的侍卫首领，他和陈永华闹不和，排挤陈永华，后来陈永华就不得不辞职，于1680年在台南去世。按照《鹿鼎记》的描述，如果陈近南是陈永华的话，那陈永华的武功是很高强的，但根据历史记载，陈永华根本不会武功，是一个儒生，而且他是自己病死的，死在台南。在《鹿鼎记》里陈近南是被郑经的儿子、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杀死的。小说中的故事和历史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更麻烦的问题在关于哥老会、袍哥以及天地会的资料中，还真有陈近南这个人，但不叫陈永华。资料里说，陈近南被郑成功派到四川的雅安，康熙九年，即1670年，在雅安开了“精忠山”。什么叫“开山”？就是袍哥成立一个公口，就称为“开山堂”。所以按照袍哥自己的资料记载，陈近南是第一个把哥老会传到四川的人。本来是准备联合吴三桂发动起义、反清复明的，但是陈近南发现，虽然吴三桂反清，“却是为己，不是为明”，陈近南“大失所望”。结果被一个四爷告发了，陈近南不得不逃跑，就逃跑到湖广的白鹤洞，所以后来他又称为“白鹤道人”，由此精忠山的英雄们便散伙了。

说到袍哥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郭永泰。郭永泰是四川永宁人，根据郭永泰自己的说法，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在福建游历，有一天晚上歇在一个渔民的家中，看到米缸上摆着一本书，上面印的是《金台山实录》，封面还盖了一个章，是“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他一看，这个不得了，因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就是郑成功的封号，那《金台山实录》应该就是郑成功留下来的。他问主人这是从哪儿来的，主人说我父亲很多年以前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个密封的铁盒子，揭开一看，里面就有这本书，还有一个玉石印章，还有几件其他的器物。主人家说自己不识字，不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郭永泰说自己愿意花了一千钱（大概一两银子）把这个书买下来。又问印章在哪儿？主人家知道这个印章很值钱的，保存得也很好，郭永泰说自己愿意花十两银子把这个印章也买了下来。这些都是郭永泰自己讲的故事。他在1848年就把《金台山实录》整理印行了，称之为《海底》，又叫《江湖海底》，或《金不换》。为什么叫《海底》？因为这个铁匣子来自于海底。“金不换”则表明其珍贵程度，给金子也不愿交换。根据《江湖海底》的说法，郑成功退到台湾以后，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于1661年在台湾金台山明远堂开山立堂，开始了秘密结盟，之后把陈近南派到雅安，去开拓这个组织。到清军攻克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为了免于秘密被发现，就把这些早期的文献《金台山实录》封到了铁匣子里，沉到了海里。按照郭永泰的说法，渔民把这个铁匣子打捞起来，又被他发现了，再买过来将其重新整理出版。

《江湖海底》

天地会也有类似的故事。问题是《江湖海底》的这个说法，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万一是郭永泰自己编的呢？我们怎么证实哥老会、天地会真的和郑成功有关系呢？历史学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作为历史研究者，一定是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

那我是如何看待传说与历史的关系的呢？我感兴趣的还不在于到底哥老会是不是郑成功在1661年台湾金台山开山堂留下来的，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袍哥或者是哥老会他们要把自己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始祖说成是郑成功？其实这后面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应该分析和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故事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反清复明。因为郑成功是反清的英雄，那么就把这个组织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份认同，相互认为是兄弟，这样有利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号召民众，而且给自己以信心——我们的创始人是英雄，可以打着他的旗号不断扩充。

下面让我们进入历史。

在19世纪以前没有明确的哥老会的记载，但在郭永泰印行《江湖海底》之后，19世纪下半叶关于哥老会的资料越来越多。我花了30年的时间去翻阅档案，寻找证据。在康熙年间的资料里是看不到这方面的文献的，但到了乾隆时期，可以看到的记录越来越多，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这种记载更多，这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档案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比如说在川东，清政府会抓所谓“烧会”的成员。在19世纪的档案中都称为“烧会”，为什么叫“烧会”？我想可能是因为一旦结盟就要烧香祭拜，所以称为“烧会”。一旦香点起，大家举行仪式，就说前面所说的“四方礼”，任何参加袍哥的成员，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每一次被提拔都要行四方礼。“浪迹天涯客”也提到这个过程是要完成的。

要发展这个组织，就必须要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号片”。比如说，要在川东发展，最高可以拿一千张（或者称一千“方”）“号片”，然后下去找自己信任的人，发给他们，比如给某人一百方“号片”，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一百方“号片”又传下去，给十个人，每人十张，就有点像今天搞的传销一样。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口。清政府抓了好多人，口供里总是说这样的故事：我是在哪里又碰到了哪个人，那个人交给我了好多张“号片”，我便找了某某些人“烧会”……清地方官的报告也经常说从某人身上搜出了多少张“号片”，等等。当时他们不叫袍哥或哥老会，而叫做“哥弟会”，在组织中的称呼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按照资历，也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可能要称比他年纪小的人为哥。这样的组织是分散的，并没有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没有一个控制一切的总部。19世纪中叶以后，类似这样的各种组织，从文献中的记载越来越多，这就是历史。

我在大学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一点：档案也不能全信！因为并不能说档案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的，为什么？首先在清朝的时候，这些被抓起来的所谓“烧会”的人，如果他们不招供，就要被用刑，屈打成招，想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也可能乱咬，咬了一片，咬出很多人。其次，地方官要报政绩，上面一纸命令下来，说最近“烧会”、“哥弟会”在你们辖区活动很频繁，要限期解决，自然地方官要想办法应对上级。这些记录都留在档案里了。对这些档案怎么判断和筛选？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袍哥困难会很多，不是说拿到档案，就像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菜，可以随便使用的，还需要通过其他的资料进行分析、印证，甚至用更多的方法去考虑怎样使用这些资料。

说到资料，就一定会说到使用资料的方法问题，就一定会提到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他在西方影响非常大，近些年他的主要著作也翻译成了中文。他提出一个观点，叫“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就是说我们好多所谓的传统，并不是过去就存在的，而是现代人自己创造的。根据霍氏的观点，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郭永泰的故事，其实我相当大地倾向于认为不是郭永泰发现的《金台山实录》，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或者他的团伙写的，或者他根据当时流传的一些江湖故事再创作的。当然我也不能完全百分之百地肯定我的猜测，因为中国历史也是很复杂的。说不准哪一天，在台湾、福建或者四川，突然打开一个墓，结果发现真的《金台山实录》呢？《金台山实录》原件已经看不到了，上面的印章也可能是伪造的，伪刻一个“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金台山实录》原件和章找不到了呢？哥老会的解释是，由于天平天国战乱这些东西散失了，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些说法。

郭永泰的故事确实表示了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历史，而且历史事实也是在郭永泰的《江湖海底》印行以后，哥老会才到处开山堂的，这些是有记载的，是可以看得到的。《江湖海底》也记载了，比如说郭永泰在1848年在永宁开精忠山，后来颜鼎章开大峨山，李云久开青城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彭立山开回龙山，彭焕如开飞龙山，李煜清开巍峰山，等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川几乎山堂林立。

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因是保路运动，成都是保路运动的中心，当时要修川汉铁路，西方人也想修，但知识分子和改良人士认为铁路不能让给外国人修，我们要自己修。在1904年，清政府同意让四川人自己修这条铁路，并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四川很多人都买了川汉铁路的股票，从上到下，到一般的平民，做小生意的，甚至乞丐，都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行动。结果到1911年，清政府反悔了，说川汉铁路公司要收归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引起了全成都甚至全川的反对，民众跑到当时的省政府那儿请愿，结果那时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导致三十几个人死亡。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记载了这段历史。成都惨案发生以后，袍哥也从各地向成都聚集，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清军在城内，袍哥在城外。辛亥革命中袍哥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结果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四川军政府。袍哥口号是反清复明，这是最好的推翻清王朝的机会，袍哥为推翻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袍哥在辛亥革命以后进一步的大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看怎样找寻历史的细节。

我研究袍哥的脉络越来越具体，从金庸的小说，到郭永泰编辑的《江湖海底》，再到我后来写《袍哥》用的沈宝嫒的调查资料。如果你看过我写的《袍哥》这本书，就知道我所用的基本资料就是一个叫沈宝嫒的大学生的调查资料，1945年她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调查，之后写了这份调查报告。

沈宝媛

沈宝媛当年的学士毕业论文

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当中，有一个袍哥首领叫“雷明远”，这份调查报告是真实的记载，但“雷明远”的名字不是真实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而改了名字，地名也是改过的。

为什么沈宝媛的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我的关注？是因为1939年的一桩凶杀案。当读到袍哥首领雷明远杀女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当时我在想如果是我写一本书，把杀女的事情放到第一章，一定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现在来看是成功的，所以“骗”了不少的读者，翻开一看，刚开始还可以，怎么后面都是历史分析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精彩。跟可以发挥想象的小说不一样，我的每一句话都得受历史资料的制约。

我要使用沈宝媛的这份调查报告，首先要确定“望镇”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就体现出来了，需要通过文献记载来考证，还有就是研究地图。在调查报告中，沈宝媛其实是有描述的，比如说“出西门过北巷子”，成都人知道“北巷子”的，这个地名现在还在。但北巷子不在西门，而是靠近北门。我当时想是不是沈宝媛搞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京大学才搬迁到成都，沈宝媛不一定熟悉成都，有可能把方位搞错了。根据燕京大学的各种记载，说1945年的7月，刚好就是沈宝媛到望镇的时候，7月中旬燕京大学往派学生到龙泉驿和金堂的姚家渡两个地方去实习。龙泉驿首先被排除了，因为不管是出西门也好，北门也好，去龙泉驿肯定是走东门或南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金堂的姚家渡都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地方，结果最后还是否认了。经过了一系列严密逻辑的考证，我认为望镇是成都的崇义桥，现在崇义桥已经被列入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虽然我不是考证学派，但是考证有时是必须的，像晚清很多考证学派，到现在很多影响还很大，考证是历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考证不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式，但考证的过程我原原本本地写在《袍哥》这本书里了，是要告诉读者我不是凭空判断的，是一步步推出来的。比如她说“出西门过北巷子”，我从地图上真的发现了出了西门城门以后有两条小路，当时成都是六七百条街，要找还是很难的，结果是出西门沿着城墙往北有一条小巷子叫北巷子，出西门往南叫南巷子。沈宝媛出了西门并不是往西走，而是往北走，然后一步步推论，考证后认为望镇就是崇义桥。有一位书评者说，这个有点像老吏断狱，在侦查一个案件一样。

当然，除了沈宝媛的调查，我还从各种历史资料、档案和其他记载，基本上重建了四川袍哥的重要的方方面面。比如袍哥的组织结构，我刚才也提到过，建立袍哥组织又叫“开山堂”，其组织的总部又叫“公口”，又叫“码头”。内部一般分为八个等级：大爷叫“龙头大爷”、“舵把子”；二爷基本上是军师；三爷是管事；没有四爷，有一种说法是陈近南雅安开精忠山的时候，四爷背叛了，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四”和“死”谐音，不吉利，还有“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讳。所以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爷、二爷、三爷、五爷（分红旗五爷和黑旗五爷，黑旗五爷管外，红旗五爷管内），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

在《江湖海底》里，有口令、旗帜、排阵、会场布置等信息，袍哥开会或举行仪式会场呈四方形，人们站在四方的，前面提到的洋人“浪迹天涯客”也描述过。如果拍电影或连续剧，里面袍哥们开会是站成其他形状的话，那就是违反事实的，所以搞文艺创作也要有真实的细节为支撑。

参加袍哥组织的人的分布是非常广的。从上到下，上到知识分子、军队、政府，最有名的就是张澜，民国时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他是大袍哥。社会最底层的有农民、乞丐、拉车抬轿做苦力的、做小生意的，也大量加入袍哥。为什么一般的人都要参加袍哥？因为他们要得到保护。比如你是做小生意的，地痞流氓会来骚扰，让你生意做不下去，如果你加入袍哥就会得到保护。

袍哥，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清水袍哥”一般有其他固定的收入来源，不是靠参与袍哥搞钱；“浑水袍哥”是职业袍哥，加入袍哥是解决生计问题，尽量想搞钱，所以难免做作奸犯科的事情。“清水”是瞧不起“浑水”。雷明远属于“清水袍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雷明远应该属于既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那种袍哥。但是他也杀人，还把自己女儿杀了，而且绝对不止杀过一个人。沈宝媛到了望镇，雷明远对她很尊重。

《袍哥》这本书出版后，我人在澳门，就托人带了一本给流沙河先生，因为流沙河先生对我的这些研究一直很关注。流沙河先生年纪那么大了，眼睛又不好，我去年年末去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刚做了手术，还蒙了纱布，他把书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还找到一些错别字。流沙河先生跟我讲，书中所讲的金堂袍哥贺松（这个人在我书中是作为坏袍哥的典型）被枪毙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贺松的外表，怎么被押上来的，在什么地方枪毙的，枪毙以后埋在什么地方，流沙河先生都一清二楚。流沙河先生有一个同学在金堂县当生物老师，1955年的时候，上生物课需要一副人骨架，就在埋贺松的地方，将骨架挖出来，做成了一个骨骼标本。历史就是这样有趣，这些阴错阳差的很多点就连在一起了。我以后修订《袍哥》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内容加进去，非常有意思。

研究袍哥有相当的困难，除了资料的缺乏，还有就是对资料的解读。袍哥为了保护信息，都会用独特的办法交流和传递信息，包括隐语造字等。我专门写过一篇英文论文叫《神秘的沟通》，后来也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为什么加“神秘的沟通”，就是袍哥不用大家明白的语言方式，而是创造了一个语言系统，甚至不需要说话，在茶桌上移动茶碗茶壶，称“摆茶碗阵”，也可以进行交流。比如“金蘭結義”这四个字，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金”就是“人王脚下一堆沙”，“蘭”就是“东门头上草生花”，“結”就是“丝线穿针十一口”，“義”就是“羊羔美酒是我家”。所以研究袍哥的这些语言，其实就是在揭示袍哥的历史。

最后讲一讲我的结论。

其实，我的《袍哥》，实际上讲的是三条线，三种声音，三种叙事。什么叫三种叙事？一是沈宝媛作为一个调查者，一是雷明远作为一个被调查者，那第三者是谁呢？我就是第三者。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其线索也是有多条的。跟电影一样，电影不能是一条线从头讲到尾，而是需要把各种不同的故事线索交叉讲述，最后到电影结束，每一条线都连接到一起了。我写的这本书，也是这样展示的。

《袍哥》

这里需要阐述一下我的历史观。我一直认为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细节，就是英文中常说的：“The devil is in the wetail”。如果签一个合同，只有大框架是不行的，这没有办法操作，必须要有具体条款，比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预算是多少，每一步如何走，这就是细节。在历史写作中，所谓细节就是小历史，就是微观史。当然，我们也需要大的历史，也需要宏观历史，但是大历史和宏观历史一定是在小历史和微观史的基础之上，要不这个历史就没有根基，缺乏依据，这个大历史或者宏观历史就是不真实的。

但是为什么过去都是大历史、宏观历史多？因为我们的史学观都是英雄史观，都注重帝王将相，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对芸芸众生不关注，觉得没有研究的价值。如果你们读过我《茶馆》一书的尾声，我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12月31日的晚上，正好是进入20世纪的中点，解放军刚刚进城了两天。我想象如果有时间机器的话，把我这个在异国他乡的历史学家送到成都街角的一个小茶馆，告诉那些正在喝茶的茶客们，说要给他们写历史，他们对我肯定都是嘲笑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历史都是为英雄人物或者帝王将相而写，谁会写茶馆、茶客？但是我想说的是，茶馆的经营者和这些正在茶馆喝茶的人，实际上为了捍卫地方文化，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但是我感觉到了，而且我用了这样一句话：“任凭茶桌上风云变幻，茶碗里波浪翻滚。”当然这都是文学的想象，所谓风云变幻就是各种政治动荡，因为我们说茶馆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茶碗里波浪翻滚，因为我们用开水冲茶的时候，水在不断地翻滚，也是这个世界巨变的一种隐喻。实际上我是要表达微观历史、为民众写史的重要性，要超越英雄史观，这样的历史才是全面的历史。我不是说不写英雄，写英雄的同时也要写民众，这才是全面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