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一个健康的汽车消费环境,远比一时的报复性消费更加重要
“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疫情后日益强烈的报复性消费的需求,和口袋里没钱之间的矛盾。”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近日说的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疫情持续了将近4个月,国内形势逐渐明朗,普通人为国家作贡献的姿势已经从宅在家里变为出门消费。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同比下降6.8%。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均为负增长。不过,相比1-2月份,3月份降幅均有明显收窄。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其中,3月份降幅比1-2月份收窄4.7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实现正增长的商品只有三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和中西药品类,分别增长12.6%、4.1%和2.9%,这些都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而降幅较大的两类商品,金银珠宝类同比下降37.7%,汽车类同比下降30.3%。
可见,人们的钱主要还是花在米面油药这些日常生活必需品上,对于珠宝这样的非必需品以及汽车这样的大宗商品,消费能力还没有恢复,更不要提报复性消费了。
生存性消费占据主流
为什么汽车行业会期待报复性消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判断:
疫情期间,交易受阻,原有的购车需求形成一定积压,疫情过后会集中释放;疫情让很多人认识到,还是有一辆自己的车更方便更安全,这会新增一部分首购需求;疫情期间人们的消费行为减少,疫情过后会有补偿性消费。
这个推断的逻辑本来没有问题,但是人们的消费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
收入,就业,物价——这几个关键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
疫情期间,企业停工、裁员、降薪,这样的情况几乎在各行各业上演。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对出口总额的贡献超过了60%的中小企业,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任泽平称,民营中小企业及其就业现在是最困难的群体。在规模以上企业中,一季度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0%,私营企业下降11.3%,差距很大。“规模以上企业还是最好的群体,是各种政策能够照顾到的群体,但是大部分规模以下中小企业属于政策的灯下黑。”
企业的困境将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工薪阶层收入降低,二是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增。
前者已有数据佐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名义增长0.8%。而同一时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扣除价格因素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3.9%。
报复性消费还没来得及付诸实践,报复性涨价已经来了。
一季度,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14.9%。具体来看,鲜菜价格上涨9.0%,猪肉价格上涨122.5%。最近海底捞火锅就因为涨价上了热搜,一块土豆1.5元,一碗米饭7元,一份自助调料10元……
如果当前收入下降,未来收入没有稳定的预期,物价又上涨,哪来报复性消费的勇气呢?
所以,更多人放弃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存钱。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4月8日组织的《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课题讨论会透露,“疫情造成居民对就业形势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可能导致整体预防性储蓄上升,家庭资产资金流动性不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较大,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家庭预期总消费支出将减少11%。”
西南财经大学、蚂蚁金服研究院4月21日联合发布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显示,一季度,有50.2%的家庭会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有40.4%的家庭维持当前状况基本不变,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能带来最大安全感的就是存款,如此,大多数普通人的消费行为必然趋于保守。
可有可无的消费或者舍弃或者延后,只保留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必要花销——这种消费可以称为生存性消费。而购车作为更高阶的发展性消费,是首先会被放下的。
口红可以,汽车很难
在生存性消费主导消费市场的情况下,“口红效应”正在发生。
“口红效应”这一经济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首次提出的。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不景气,女性承受不起买车、度假等大额消费,转而购买相对廉价的非必需品,比如,口红。当时美国工业产值减半,但化妆品销售量增加。
李佳琦成为口红一哥,背后多多少少也暗合了这样的消费心理。
2月20日发布的《淘宝经济暖报》显示,口红成为复工潮硬通货,热门品牌口红增幅均在300%-700%之间。
看吧,报复性消费也是分领域的,口红可以有,而汽车尽管进了流量网红的直播间,却依然挣扎在负增长的泥淖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汽车类销售收入2609亿元,同比下降18.1%,降幅相比前两个月有所收窄。
中汽协的月度产销数据也显示,3月,汽车销售143.0万辆,环比增长3.6倍,同比下降43.3%,降幅较2月收窄35.8个百分点。
汽车市场的确正在逐步复苏,但从恢复的进度上看,之前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
威马汽车创始人、CEO沈晖就认为,“汽车作为大宗商品,低频、客单价高、决策链条长,短期内很难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报复性消费。”
况且,汽车行业处于下滑通道不是从有疫情才开始的,目前的市场状况是原本的行业低迷叠加疫情影响的结果。
仍然有完善空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去年在一个论坛上发言,“为什么这两年中国汽车消费下降得这么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的猜测是,那些待在县级市以下地区,要买10万元以下车的低收入阶层,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兜里没钱了。”
他分享了一组数据,2019年1-6月,占整个汽车销量近三成的县级市以下市场,销量负增长达20%以上,占总市场份额四成左右的10万元以下的汽车,销量负增长达23%。与此同时,豪华品牌汽车逆势增长。
另一个数据是,特斯拉今年3月在中国卖出10160辆,创下历史新高。这算不算局部的报复性消费呢?
低端市场和高端市场大相径庭的表现,背后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很多数据分析,如果只简单地看平均数,是看不到实质问题的。
就像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但更详细的数据是这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两者悬殊。
所以,要拉动汽车消费,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市场的消费需求被遏制了,再有的放矢,出台针对性的举措。显而易见的,一个农村市场,一个限购城市。
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推出了一揽子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包括汽车下乡,也包括放宽汽车限购。但政策力度是否足够,执行是否到位,在4月或者5月的汽车终端销量上应该能体现出来。
而且,政策的确有可以继续完善的空间。
比如,目前为止出台汽车下乡政策的省份仍寥寥无几。新能源汽车补贴,长续航车型有可能拿到2.5万元,300公里以下的短续航车型拿不到,而短续航电动车可能更适合农村市场。如果同样的钱拿去补贴电动汽车下乡,对于农村市场的拉动又会怎样?
再比如,多方喊话之下北京汽车限购政策依旧没有松动,北京交通委听不到那些摇号70多次不中者的声音。当此非常时期,在解决交通拥堵和促进汽车消费之间,难道不应该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吗?
培养一个健康的汽车消费环境,远比一时的报复性消费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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